成都公车改革新政再掀热议

　　成都公车改革,成都公车改革新政,成都公车改革新政再掀热议。据新京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指出，今后，我国将推进社会化、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条例》一经发布，网友们立刻像沸腾的热水一样“炸”开了锅，纷纷发布自己的看法，也掀起了新一轮“公车改革”的热潮。

　　车改从1994年启动，至今历时二十年，亦有春潮带雨、亦有乱云飞渡。改革探索背后是深水博弈、地方试点常伴随激烈交锋，十四个省份的部分县市先后试水公车改革，“广州车改”、“温州车改”、“昆明车改”、“杭州车改”都成为了新闻现象和改革标本。至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地方公车改革能否坚持到底、能否产生带动和示范效应，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命题。

　　此前，地方公车改革试点大概分为三种模式，不仅面对着利益阻挠，也各自面临着观察者对改革方法甚至改革价值的质疑。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即按级别配给公车补贴，取消公车。此类改革在论证时就面临着“特权赎买”的追问，操作中又遭遇“变相补贴”的质疑。模式二是以租代买，以统一租赁公车代替购买车辆。这自然而然又牵扯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模式三是严格管理，以GPS定位等技术手段监控公车私用。当然，即便引入高新科技，自己监督自己的模式和温和的惩罚措施还是让公众对改革的有效性保持着质疑。

　　纵观这几种改革模式，理论上可行性明显，也都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之所以但有改革就有质疑，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改革者本身是改革对象，恰如地方政府左右手博弈。公众有理由认为，改革即使不出现停滞或倒错，被改革切掉的利益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回输。二是在“塔西陀效应”之下，地方政府难以以公信担保改革能以理想化的方式操作，权力的溢出效应很容易给改革本身带来无数寻租风险、各种变形可能。

　　改革势必面临很多阻力，而改革常常败在细节上，正如一网友质疑道“这交补是按职务，还是参考以往的实际用车量？因为，下属外出办事的时候更多的。”更有网友直接讽刺道“改一回领一回，改8回就都成土豪了，这生意真不错”，这其实透露了人民内心的质疑之情，而政府是否能取信于民，还需在实际行动上做文章。成都公车改革,成都公车改革新政,成都公车改革新政再掀热议。